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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议会至上，那么，其他国家机关就在议会之下。

学界对行政法的判断，往往立足于行政法为国内法，实践中则基于行政法是作为管制与治理国内意义上的公共行政活动来理解的。国际行政法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特色的法律体系。

在中国加入WTO并在学界对WTO的研究进入纵深之后，研究WTO规则与中国行政法关系的问题日渐成为一个学派，在一定时间内甚至成为学术界的显学。三、行政法国际化对中国的挑战及其应对（一）行政法国际化对中国的挑战行政法国际化是作为重要部门法的行政法的一场革命，其对各个国家均构成了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这种挑战更具典型性。[2]这种研究事实上也是行政法国际化的一种研究范式，是在WTO规则这种特定背景、专门领域下探讨行政法国际化问题，更加准确的说法即为行政法的WTo化，而本文则是尝试在更加宽泛的视野和角度对行政法国际化这个命题进行综合阐释。但是上诉机构裁决认为，美国当局执行其法律决定的方式是专断的或不公正的，因为美国没有向印度作出适当的通知以告知其将认定印度船只不符标准，以及没有给予印度申辩或反驳的机会，或提供一个可供质疑的合理书面决定。即使存在某些涉外因素，效力也只及于本国领域，其在性质上仍属于国内法的范畴。

1．行政主体行政主体特指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国家行政权（表现为行政管理活动），并对行为的效果承担责任的组织{8}。不但包括行政途径，还包括司法途径。随着调整社会关系手段与方法的提高，自发式、主动性的宪法调整已成为现今宪法发展的主要方式。

面对英国繁多的宪法先例，詹宁斯指出必须思考3个问题：一是，这些先例是什么。也有学者认为英国、新西兰与以色列是主要的3个不成文宪法国家，参见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就如违宪就是违宪，怎么可能还有良性的违宪。[26]同前注[15]，詹宁斯书，第92页。

[4]最近则有学者提出，成文宪章、宪法惯例、宪法学说及宪法性法律是中国不成文宪法的4个主要渊源。与此相反，在成文宪法国家，由于独立宪法典的存在，而且习惯用语就称其为宪法。

同理，人们不知道，有关作者也没有告诉人们，中共党章是如何作为宪法发挥最高法律效力的。还有认为我国目前宪法渊源仅为包括历次修正案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参见童之伟、殷啸虎：《宪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从法律效力上看，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法规的立法依据。但如果以此结论来讨论中国宪法，进而指出香港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38]那么香港基本法是不是我国宪法的存在形式？如果是，那意味着得认为我国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如果不是，那它也就不可能是宪法性法律。

党章是党的行动纲领，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是全体党员都要遵守的准则，也是全体党员权利与义务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全国人民的章程，不具宪法上的效力。当前，我国宪法学研究的主题理应是现行宪法的有效实施，我们没有太大必要生造或发现新的宪法渊源。[3]参见喻中：《谈谈我国宪法的实与名》，《观察与思考》2001年第2期。但是，不同于英国式不成文宪法国家的是，在成文宪法国家研究宪法惯例须以宪法典为核心。

将我国宪法渊源泛化的一些观念应该得到澄清。这样的区分分别对应于英国与美国，或者说普通法与制定法。

[32]这是我国教材及专著中对宪法性法律的普遍定义，虽个别用语有所差异。法治观念薄弱、规则意识缺乏、权力自律性差是我国当下实际情况。

问题在于，除宪法典之外，我国宪法是否还有其他渊源，有哪些渊源？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党章所涉及内容虽然间接上会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宪法实践的走向，但从直接言，其内容无关国家的根本制度与根本原则。从外在形式看，成文宪法有统一的宪法典，绝大多数表现为单一的书面文件，但也有表现为一组书面文件的情形。不成文宪法概念应避免被误用，若欲使用，则得有个前提，即所研究的对象与英国有着类似的宪法传统与宪法文化。这是中国宪法典第5条中所明确了的。论证我国宪法还有更多渊源没有必要、没有意义、没有根据，属画蛇添足。

[26]宪法惯例或宪政上之习惯法，其成立应有反复发生之先例，并对一般人产生法之确信。宪法典语境中，英国式的不成文宪法内容就不再是宪法。

党的十七大报告仅是一份5年期的、由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政治性文件，从时间标准判断，显然离形成惯例还远。虽然从成文宪法角度看，英、美有显而易见的区别，但由于两者同源于普通法系的法学传统与实践，因此，英国某些宪法概念经过特定条件的假设与技术处理，亦可以完全用于美国宪法的研究。

有学者指出宪法典或宪法性法律是宪法的存在形式[37]，这一提法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典是宪法的存在形式。由于无法依据制定的主体与程序等要素来区别宪法性法律与非宪法性法律，因此强大的宪法理论的支撑就显得尤为重要。

决策性与时效性强的政治性文件中怎么可能解读出需要历史积淀的宪法惯例？通读该文，其更适合定位于政治学习笔记或报告，而不是学术论文。党章内容分总纲与11章内容，从第1章党员、第2章党的组织制度至第11章党徽党旗，党章一切都围绕着党而展开。这些秩序由美国式成文宪法加以载明，并经由美国的强大辐射，因此，后发展中国家制定成文宪法不仅仅是国内政治的要求，很大程度属于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宪法渊源应该是体现宪法效力的外在表现形式。

[44]但是，若脱离中国实际，将西方法社会学理论生搬硬套于中国宪法的研究，并试图去发现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活的宪法，那么其结果就是无中生有，是生造宪法。三是，该规则的存在有理由吗？一个具有充分理由的先例，可能足以确立这一规则，而适应宪法，有助于民主，就是詹宁斯认定宪法惯例的充分理由。

与英国相比，我们是成文宪法典的国家，与美国相比，我们属于大陆法系，我们没有判例的适用，也没有普通法院的宪法审查机制。这样矛盾结论的症结所在就是用不成文宪法语境中的概念来理解成文宪法。

自党的三大起，每一届党代会都会根据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变化而对党章作出相应的修改。党章所约束的主体是全体党员，而不是国家与全体公民。

随着2000年《立法法》的通过，从立法层面言，我国的法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如果单纯这样进行法律效力上的划分，问题也不大，关键的是论述宪法性法律时又往往与宪法纠缠在一起，于是问题总是越讨论越混乱。宪法性法律，那它究竟是宪法还是法律？如果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与基本原则以及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法律都可视为宪法性法律，并将其纳入宪法渊源，那么我国宪法的数量不是一部而是很多部，这样又如何体现我国成文宪法典这一事实？为了厘清宪法与宪法性法律之间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专门划分一个与宪法典相对独立的新的法律部门—‘宪法法部门，同其他部门法相并列[34]。因为没有宪法典，为了体现宪法内容的法律与一般法律的区别而使用宪法性法律，这不但不会引起歧义，反而构筑了英国法律体系中的效力等级制度，也为英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奠下了基础。

[45]同前注[5]，强世功文。现代法律中，习惯是指在特定区域被长期公认并已经获得法律效力的专门规则，它不同于该领域的一般的普通法，但又不与之冲突[23]。

因此，《中国共产党党章》这个规范性文本，就其内容和发挥的政治作用而言，必须被理解为中国不成文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仅有一次或二次，短期或间断性、偶发性的宪法行为无法认定为形成了宪法惯例。

在我国宪法典与宪法实践脱节现象突出的情形下，研究我国的宪法惯例确实很有价值，如诸多学者认可的如中共中央修宪建议权、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正宪法等，也不无道理。[42]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7页。